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拔罐是中医特有的"神技"吗?西方人百年前也会_网易科技

转自微信公号:科学大院ID:kexuedayuan作者:廖育群(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)这两天,朋友圈频繁被巴西里约的奥运会刷屏:移动的表情包傅园慧已然成为全民的新宠,中澳泳将口水战尚未结束,全世界的眼光又被游泳名将菲尔普斯身上奇怪的斑点所吸引。媒体拍到菲尔普斯身上有青紫斑点,并且发出疑问:菲尔普斯身上的紫色斑点是神马啊?外国人民很好奇!中国人民很淡定!有些公共号甚至用了这样的标题“奥运会上最出风头的居然是中医神技:拔火罐!19枚金牌得主菲尔普斯也是它忠实信徒!”来表达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。的确,对于中国人来说,拔火罐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从中医院、按摩屋、足疗店,到街头、百姓家,形形色色的“拔罐”随处可见,民众不仅在思想上普遍承认这是一种可以驱除病邪、有益健康、简便易行的治疗与保健方法,并且观念意识上视其为历史悠久的“中医”与“传统文化”。但实际上,这不过是世界各种医学知识体系的一种“除邪通术”,并非中国传统医学特有的“神技”。“飞鱼”菲尔普斯在Instagram上晒出的拔罐照片,请注意,“菲鱼”拔的可不是“火”罐哦利用负压:多元发生很“自然”在中国的古籍中不乏臣子为君王、子女为父母、将帅为士兵“吮脓”的记载。这些彰显忠、孝、仁的生动事例,说明“利用负压”无疑可以追溯到人的“吸吮”本能;即便时至今日,在遇到虫蛇蛰咬时,仍旧可见人们“无师自通”,采用“吸吮”救急。同时,西方从古代一直用到18世纪的角吸,乃至当代中国某些少数民族所用工具,均是依靠人嘴吸出其中的空气而形成负压的原理。我们这里之所以强调本能与原始,是希望能唤醒一种基本、却十分重要的意识:很多事情完全可以独立出现在各民族当中,不可因为“不知”而误以为“惟我独有”、“由我传播”。而研究者的局限性也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国,至少在医学史界,放眼世界,学界的大致情况是:东方学者的有关论述基本不涉及西方,西方学者的论述不涉及东方;两方面均基本不涉及印度这一重要的“中间地带”。所以当我们将东西方学者各自的研究置于一炉时,便有可能宽泛地了解它的整个样子,并从各种角度进行比较。甚至会思考:这项技术在随着中国文化向外传播时,是否也曾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影响?西方的“杯吸”(cupping)现存巴比伦和亚述的一个医生印记上,记录着“有健康神尼努塔(Ninurta,众医神之长)或阿达尔(Adar)的形象,手持一杯吸术器械,另有两个放在两柱之间”。这意味着西方在“拔罐”技术的运用上,同样历史悠久。希腊的外科器具。两侧的吸杯似乎显示着这一治疗方面的重要地位。(卡斯蒂廖尼《医学史》,118页)其实中国人所说的“拔罐”,在西方称为cupping(杯吸)。这两种叫法,都比“拔火罐”更为准确。因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,造成负压都有两种方法:一个是加热器具(包括用火或不用火),另一个是吸出空气。同样,无论是称其为“罐”还是“杯”也都只能是从其形状而言,因为实际采用的器具不仅有陶瓷或玻璃的“罐”与“杯”,还有葫芦、竹筒、牛角等等。各式各样的西方吸杯(AntiqueMedicalInstruments,C.K.Wilbur,Lancaster:SchifferPublishingLtd.U.S.A,2003,5thedition,117)在西方,牛角杯从古代一直沿用至19世纪上半叶;玻璃杯在17~19世纪被应用广泛,19世纪出现了名为“Syringe-cupcombinations”(注射器与吸杯相结合)的新式器具;而在中国,这种器具其实不过区区数十年的历史。注射器与吸杯的结合(文献同上,119页)当代中国的新式拔罐器具其实,杯吸又分为“湿杯吸法”以及与之相对应的“干杯吸法”。前者是指仅“调动血液”(造成皮下瘀血),血液并没有离开身体;而后者则要先通过热敷使血管扩张,然后划破皮肤(甚至是多处平行切口),再行杯吸,它与“干吸”的本质区别在于:血液不仅被调动,而且离开了身体,通常的惯例是从每个杯子中吸出3~5盎司的过剩血液。在中国,“拔罐”基本都相当于“干吸”,虽然偶见“湿吸”,却没有这样的名称、概念及相关理论,而且通常都只取极少量的血。印度的角与葫芦印度传统医学以“风(体风素)、胆(胆汁素)、痰(黏液素)”为生理、病理学基础,据病因不同分别选用具有不同性质的蛭、角、葫芦为吸拔工具。牦牛之角具热、甘、湿性,所以适用于吸出被体风素侵害的血液;水蛭栖于冷水之中,有甘性,所以适用于吸出被胆汁素侵害的血液;葫芦具辛、甘、苛性,所以适用于吸出被粘液素侵害的血液。三病素共存时,则三物并用。印度传统医学采用“负压吸法”治疗疾病的最大特点在于根据“三病素说”的基础理论,选择被认为具有不同属性的工具。这一点,在其他医学体系中是看不到的。日本吸法日本医学史有记载:日本早期用“角”,源自中国;后期用硝子(玻璃)之“罐”,源于荷兰医学。根据权威的富士川游《日本医学史》介绍,虽然早期“角”从中国传入,但其后“不传久矣。近时此法再至专行,全本西洋之说”(荷兰医学)。正因如此,所以才会有“伴针刺而施,称为‘湿角法’;直接施于皮下谓之‘干角法’”的概念。此外,在医史著作中还能见到有关中南美的阿兹台克人(Aztecs)对于呼吸器官疾病除使用药物外,也用“杯吸术和灸法”的记述(〔意〕卡斯蒂廖尼:《医学史》,第17页);以及在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调查中,也可以见到蒙、维、壮、彝、回、苗、土家、仡佬、鄂伦春、纳西、畲等民族中皆有此类治疗方法(陈士奎,蔡景峰主编:《中国传统医药概览》,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7年)。中医的角与罐马王堆西汉墓出土《五十二病方》记载:痔疮手术中,先以角吸起需要割除的部分,再结扎、切除。角吸痔核用法示意(因所用工具为“角”而称其为“角法”。)但其用法显然不同于“拔罐”,倒是西方的用“角”之法,的确堪为拔罐滥觞。西方的角质吸杯沿用至19世纪(AntiqueMedicalInstruments,C.K.Wilbur,Lancaster:SchifferPublishingLtd.U.S.A,2003,5thedition,118)其后,至西晋才又见有人言及“角法”且持否定态度:“痈疽……皆不可就针角。针角者,少有不及祸者也”(晋·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卷五)。唐代《千金要方》卷22、《外台秘要方》卷24,明代《普济方》卷282、卷423等,只是转录这段文字,却被医史学家顾名思义地作为“拔罐”(角法)一脉相传的史证。可以准确作为“拔罐”之义者,当数《外台秘要方》于“骨蒸病”的论治中所言“煮筒子重角之”,后称“水角”,说的是不仅要拔出脓血,还要拔出痨病之“虫”(唐·王焘《外台秘要方》卷十三。)。除此,在清代以前的传世医籍中实难觅得更多记述。尽管各医史博物馆收集了大量或陶或瓷的罐状器物,以为历代“拔罐”文物,但又如何证明这些坛坛罐罐不是盛装油、盐、酱、糖等的一般生活用具呢?由“水角”变“火罐”唐代以后涉及疮痈治疗的医籍,可见各种疮痈“宜水角”或“不宜水角”的记述,这里不做逐一枚举。不过值得关注的是:“水角”演变为“火罐”。“火罐”一词有三意:①军事领域常见使用,是指一种带火的投掷武器;②元代文人用此,是指怀中取暖器具;③清代医学领域开始以火求“真空”,标志着“拔火罐”法的正式登场。其典型解说见于《本草纲目拾遗》(清·赵学敏:《本草纲目拾遗》卷二〈火部·火罐气〉。)、《理瀹骈文》(清·吴师机:《理瀹骈文》,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55年,第118页。)。用作怀中取暖之用的清代“火罐”有意思的是:康熙年间所成《金匮要略论注》的作者徐彬言:“余见近来拔火罐者,以火入瓶,罨人患处,立将内寒吸起,甚力”(清·徐彬:《金匮要畧论注》卷七);而胡煦亦屡言“今之”、“今人”以火罐治病(清·胡煦《周易函书约存·卷首下》、《周易函书约注》卷十八、《周易函书别集》卷十五)——看上去似乎是件新鲜事。到了民国,谢观领衔编写《中医大辞典》,对各种事情的叙述可谓追根溯源、必言“出典”,但有关“拔火罐”一事的述说却无“出典”可记,仅仅是以“火罐气”为名,并简单引用了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的话,隐约透露着“近来始流行”之意:燃火入罐中合伤处以疗疾也。今江右及闽中颇流行此法。除了时间坐标,还应关注其初现时的地域问题:首先是在江南、沿海地区。即上面所引文献中所言“今南人用以治病”、“今江右及闽中颇流行此法”等。因此这里提到的方法令人质疑,尤其是玻璃瓶,似乎与中日间商贸往来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。
至于说其与“得传”、“成统”之“中医学知识体系”的关系,则必须注意:直到20世纪中叶,中国开始系统编撰“中医学教科书”时,“拔火罐”才作为“附”,列入“针灸治疗·灸法章”下,由此才获得了跻身“传统”的身份(南京中医学院主编:《针灸学讲义》,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64年,第241—243页)。编后记:感兴趣的朋友,也可以进一步阅读作者发表于《中国科技史杂志》的论文《“杯吸”与“蛭吸”的中外比较研究》。廖育群,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,前所长,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理事长。本期科学主编:罗兴波(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)
本文来源:科学大院
责任编辑:郭浩_NT56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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